明代官砖“袁州城墙砖”背后故事

原标题：袁州城墙砖——极富特色的明代官砖

图1 南京城墙保护管理中心收藏的明洪武十年袁州府烧造的城墙砖

图2 袁州府烧造的城墙砖（拓片）

在南京城墙的大量青灰色城砖中，有一种颜色灰白或黄白的砖特别引人注意，这是明代南京城墙上最富特色的城砖。仔细观察，砖上的铭文几乎都有袁州府（图1、图2）的字样。它的烧造地就位于今江西宜春袁州区彬江镇。

史载，朱元璋攻占南京后，采纳儒士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烧砖筑城。历时二十余载，完成了宫城、皇城、京城、外郭四重城垣的修建。据记载，筑城墙砖由长江中下游的江苏、江西、安徽、湖南、湖北五省承烧，涉及32府、188州县、4镇，共计190个不同的署名单位，先后动用工匠20余万，整个南京城垣，大概使用3.8亿块城砖。这些城砖规格一致，长40、宽20、厚10厘米，重20公斤，每块砖的侧面印着官吏、甲首、窑匠和摊派人户的姓名。烧造城墙砖是朝廷政令，可抵税粮，故也称“税粮砖”。最初按地亩烧制，土地百亩，出工夫一名。后因用砖量大，烧制时间太长，改为按人按户摊派。

袁州府所辖四县都承担了城墙砖烧造任务，所烧造城砖均呈黄白色、灰白色，表面平整光滑，棱角分明匀称，砖质坚硬如石，敲之有金属声。与众不同的砖色、质量过硬的品质引起了朱元璋的龙颜欣喜，而砖上的铭文昭示着一个担当实干的提调官的光辉前景，这个人就是隋赟。这个常见于袁州城墙砖上的名字，在《明太祖实录》有更详细的记载，洪武十二年（1397），闰五月庚申，提拔袁州府通判隋赟为广东按察使。这是大跨越的提拔，袁州府通判为正六品官，竟然直升正三品的按察使，连升六级，可谓平步青云。这其中不可否认有袁州城墙砖的引见之功。然而，袁州城墙砖的烧造地却隐逸了六百余年。

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第二次全国不可移动文物普查期间才揭出尘封了六百余年的答案。在宜春以东10公里的彬江镇霞塘村袁河、蒙河岸边的黄泥堎、高塘里、石梅堎、石谷堎、箭仔口、台里上、杨家堎、磨背、炭院、峨眉堎、罗家堎、磨背岭、坛背堎等十二处山包上，较好地保留了取土塘、制砖台、烧造窑炉、晾晒场等制砖的一整套流程遗迹。尤其是保存较好的49个窑炉遗迹。经过宜春、南京等地的文物专家多次实地调查考证，并与南京城墙砖的对比，可以大胆断定，南京城墙上极富特色的城墙砖就产自袁州彬江。袁州彬江城墙窑也是迄今为止中国唯一保存完整、规模最大的明代城墙砖窑址。

袁州彬江窑能够烧制出极富特色的城墙砖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袁州城墙砖以本地盛产优质“白膏泥”为材料。这种“白膏泥”不同于普通粘土，在化学成分上称为高岭土，能耐高温，烧造出来呈白色或黄白色，硬度介于陶、瓷之间，可以说是最早的“瓷砖”。第二，袁州彬江城墙砖窑采用馒头窑炉，窑室较小，可节省每窑烧制的燃料，而窑室内还设置上明下暗的两种结构的烟道，这种结构提高了窑室的温度，使城墙砖在高温下形成一层薄薄的玻璃质层，接近高温瓷器的釉层。第三，烧造官隋赟勤政负责。《明太祖实录》载：“袁州政简而事治，流民归业，田野垦辟，郡人德之，立碑以纪善政。”从发现的袁州城墙砖来看，以印有“洪武十年”字样的最为规整，质量最佳。这正是隋赟担任通判，提调城砖烧造工作的产品。

袁州城墙砖以“坚硬、规整、耐风化”的良好品质得到赞赏，其砌筑的位置也颇有讲究，主要用于墙体内部，近年来在对南京城墙维修时，才逐渐被人们关注。因此，在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中，南京城墙上的袁州造砖被认定为新发现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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