嗜书如命的巴金何以将数万册藏书无偿捐赠？

原标题：嗜书如命藏书成癖的巴金为何赠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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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老晚年除了写作《随想录》，创建中国现代文学馆，还有一件被他看得同样重要的大事，就是把他七八十年来苦心孤诣、铢积寸累的财富，即多达三万多册图书、一万多册杂志，毫无保留地无偿地捐赠给公共图书馆。目的是为了使这些书刊得到最好的归宿，发挥最大的作用。他最早考虑的首选赠送对象就是国家图书馆（北京图书馆），选送的都是藏书（特别是外文）中最重要的部分，可谓精华善本。

1981年4月，巴老七十七岁那年，他与北图领导人商定将百分之八十的外文藏书在六年之内陆续捐献出去。6月，北图就派人来巴老家里整理打包。7月底，第一批六百多册外文书就被运走了。1982年4月，第二批两千多册外文书刊又再运送给了北图。然后，他又整理出三千多册外文图书，赠给了上海图书馆。从此，巴老除了继续给北图、上图赠书外，还先后给中国现代文学馆﹑黎明大学﹑东南大学附中、香港中文大学﹑成都慧园等，赠送了成百上千册各种书刊，真可谓一件大工程，延续了十多年之久。

1981年巴老开始赠书工程后，“因为涉及英﹑俄﹑法﹑意﹑德﹑世界语等好几种文字，还要识别其版本﹑内容，一般人还不能胜任此事”，所以这些书都是巴老自己整理。但是，这可是几万册书刊，存放在家里各个角落，楼上楼下，书房会客室，甚至走廊、汽车间都成了书库；爬上爬下，搬来搬去，是很劳累辛苦的事情。外文书刊又都是沉甸甸的，像一块块砖头似的。虽说有人帮忙，但他自己也是不停地在做。1982年11月，他在二楼书房里整理书籍时，摔了一跤，造成骨折，住进了医院。这几乎可以说是他晚年生病的开始，不知人们是否会想到竟与捐赠书刊直接有关。

那么，这些藏书到底有什么价值，值得巴老如此用心良苦，牵肠挂肚，当作晚年一件大事来做。

无政府主义书籍中，巴老对克鲁泡特金的著作尤其悉心收集，仅克氏的《我的自传》，他就广为收集有俄﹑英﹑德﹑法﹑日﹑荷各语种各国家的版本。其中如1908年新版英国普及本，据说刚出版就被帝俄政府全部买去，以至市面上绝迹不见。巴老却在1935年日本旧书店里意外地发现了一本，买回来高兴得连呼为“宝贝”。还有克鲁泡特金在1879年瑞士日内瓦创办的《反抗者》半月刊，后来移至巴黎继续出版，先改名为《反抗》，后又改名为《新时代》，一直出版到1914年（一说到1921年）才停刊。这样一份前后长达三十年的整套杂志，是巴老在法国从一个私人手里转买过来的。30年代初，日寇武装侵犯上海，炮火毁了巴老的住所。事后，巴老赶去收拾残物，这套杂志竟奇迹般地幸存无损。后来又历经“文革”多次抄家，竟也没有引起这些“革命左派”的注意，得以珍藏至今，捐赠给了北图。这大概可能是世上仅存的孤本了。在巴老捐赠的藏书中，这样的孤本远不止这一种。

这些书刊之珍贵和来之不易，如果说，这大量藏书是巴老一生心血的积聚，也不算过分和夸张。巴老平日自奉甚俭，别无嗜好，除了看电影，听音乐，就是爱看书。当他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年时，就是因为读了大量宣传新思想的书报，使他“睁开了眼睛，开始看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那时他觉得读书真是“天下第一乐事”。他从年轻时开始，就把日常生活必需之外，大量的钱都用在买书上。1934年，他去日本旅行小住，其中目的之一，是因为听到从日本回来的朋友们说起，那里的西文书又多又便宜，因而使他心动。现在人们出国很多是想去淘金，大概想象不出来，那时竟有一个巴金出国是为了去淘旧书。后来，他果然收获颇丰。二三十年代以来，他一直定居在上海，有几处旧书店是他经常光顾的地方。时间长了，店主也都熟识他，有了好书，好的版本，有时会主动向他提供。五六十年代，他经常到北京开会，也总是要抽时间跑书店，大包小包地买回大量的书，有时太多了，就先邮寄一部分，随身再带一部分。有时买多了，把钱都花完了，就赶紧写信给夫人萧珊，请她赶快再寄一些钱来。

更有意思的是，他一方面这样嗜书如命，另一方面却又经常慷慨地赠书给亲友或读者。他有一个理论：书是给人看的，是传播知识、文化的，是精神食粮；有了好书，就是要让人分享。不论是巴老自己的著作，还是他收藏的别人的著作，他都喜欢送人。到了晚年，他考虑要做几件最后的大事时，就很自然地想到要把这笔巨大的财富——数万册珍贵的藏书捐赠给读者。（陈丹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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