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喜海：过眼即辨金石 收藏甚富

原标题：博古君子刘喜海

刘喜海像

珍钱、珍范原拓

《长安获古编》

刘喜海著《海东金石苑》

刘喜海旧藏：西周颂簋

刘喜海（1793—1852），字吉甫，号燕庭，室名嘉荫簃，山东诸城人，清代著名古泉学家、金石家、藏书家。刘喜海家世显耀，从刘墉曾祖父刘必显中进士起，到刘喜海止，一门出了35名举人、11位进士、两个宰相，其父刘环之官至太子少保、户部尚书。有御赐“海岱高门第”之称。

刘喜海自嘉庆二十一年（1816）中举，道光十三年（1833）官至福建汀州太守、陕西延榆绥道。道光二十五年（1845）官至四川按察使、浙江布政使，署巡抚职。以治金石学最有名，鉴赏金石，过眼即辨。收藏甚富，所居无其他物品，唯有手辑金石文字5000通。任官职20余年，不慕荣利，箧中金石、古书，以车辆装载，有“博古君子”之称。

深爱古泉

刘海的泉币收藏和研究活动伴随其一生。他说，“余束发受书，即嗜古泉。”在他61年的生命历程中，不论是求学、为官，也不论是在京、在地方，都把主要精力放在金石古泉收藏和研究上。作为清嘉道年间泉币收藏集大成者，刘喜海收藏规模，从其好友、著名古泉学家鲍康记述中可见一斑。鲍康在《泉说》中：“泉币之好萃于山左，同时如初渭园、刘燕庭、吴子苾、陈寿卿、李竹朋极一时之盛，当以燕庭为最。”

《刘喜海年谱》记载，“嘉庆庚午（1810年），曾（于）京师掘得千余（永安五铢），其中四出者，亦罕有也。”“己卯夏日，朱虹舫以宋当二泉六千余枚见饷。”“道光丙戌秋九月望日，喜海得幼泉二十二枚于燕市。”道光十八年，岳父金锡鬯卒，遗言将所藏古泉八百九十二品悉赠喜海，嘱其将《晴韵馆收藏古泉述记》定本付梓。“道光丙午，余秉臬三巴，得宋时铁钱数千，详加遴选，奇异之品，更仆难终。”

真正体现刘喜海中国钱币学奠基人特点的，是他的研究和著述。清道光元年（1821），刘喜海于叶志诜处借到翁树培所撰《古泉汇考》稿本，该本涂改几不可辨，刘喜海以三年之功一一考订，校录一过方能阅读。翁树培好藏弆泉币，苦心搜求数十年，所蓄极富，然而其书未成即归道山，刘喜海为其书校订之后，又请泉学大家鲍康重订。此后，刘喜海又将搜集古泉过程中的所见所闻书于此稿卷端，书中包括同好赠贻、泉界掌故等，内容极其丰富，后辑为《古泉随笔》8卷，成为中国钱币学一部重要著作，也是研究刘喜海收藏活动的重要资料。中国钱币学研究至清嘉道年间还不完善，为此刘喜海大力搜集整理，辑为《古泉苑》101卷，得泉币4600余种，其中为翁树培所未见者千余种。刘喜海撰《嘉荫簃论泉绝句》，是泉币收藏方面首创之作，共收录200首以咏泉币为主的诗，每诗下并有笺注述其源流、掌故，内容涵盖明代之前历代钱品，并搜系外国泉范，尤为特别。

好搜奇书

刘喜海藏书多精椠秘籍，善本书1400多种，有宋版《史记》多种。“燕庭尝于庙市购得百衲《史记》，每卷咸有季沧苇印。”有北宋本、南宋本，还有宋刊《集解》《索隐》《正义》合刻本。有宋版唐人集十家，最珍者为宋本《张说之文集》三十卷。刘喜海喜好收藏各藏书家书目。叶昌炽在《藏书纪事诗》中称“卅载搜奇书满家，藏来宝刻遍天涯。斜阳古市无人迹，为读残碑剔藓花”。藏书楼有“嘉荫簃”“味经书屋”“清爱堂”等处，藏书极富一时。

刘喜海尤其喜欢抄录罕见古籍，其抄本今可考者达125种；在版心刻“东武刘氏味经书屋”“燕庭抄校”“嘉荫簃写书”“东武刘氏嘉荫簃宋本抄校”等字样。刊刻宋元明古籍达170种近万卷，特别是对古籍书目、方志的刊刻较多，近60种，使众多私人藏书书目、佛经目录、官修目录等得以保存和传播，如明张萱《内阁藏书目录》、清彭元瑞等编《天禄琳琅书目》《懋勤殿书目》《御书楼书目》《国子监典籍厅存贮书目》、王士祯《池林书目》、冯溥《佳山堂书目》、周永年《借书园书目》等，均赖刘氏抄本以传。中年以后，和朝鲜金石学者往来频繁，道光十年（1830）始编纂《朝鲜书目》，后来和《日本所刊书目》合订为《书目汇编》。去世后子孙将其部分善本书出售，余1120余种，编为《刘燕庭书目》。

他在金石考古方面还有一个贡献，就是命名了“封泥”一词。汉代人在木板上写信，称为尺牍。写好后用另一块木板盖上，并在木板上刻槽，沿着槽打上绳结，在绳结处糊上粘泥，在粘泥上盖上官印，以避免别人偷看。这种带印的粘泥清中期在山东出土不少，刘喜海独具慧眼，发现其中的文物价值。

研究著述

刘喜海一生笃好金石，因有机会在陕西、四川等地做官，搜集到了大量古器物和拓本。他曾打算利用自己藏品中的五千余件金石拓片来编成一部几百卷的《金石苑》，但因卷帙太大，未能完成，刻成的只有收录四川一地自汉至宋代金石拓片且未分卷的《金石苑》；他又用自己藏品中的四千多种钱币拓片，编成一部一百零一卷的《古泉苑》，但仅将拓本分类排出而止。他在世时刊行的著述还有《苍玉洞宋人题名》一卷、《清爱堂家藏钟鼎器款识法帖》一卷、《嘉荫簃论泉绝句》一卷等，国家图书馆还藏有他的一些稿本。《长安获古编》有不同的版本，所著录之器皆为刘喜海在陕西任上所搜购，刘喜海本人所编仅绘图像，摹铭，以隶书标题器名，但无解说。其中也有四十四器没有标题，可见尚未完成。1852年刘喜海得急病去世，胡琨为之整理，将记录有文字的223器编为《长安获古编》。刘喜海的稿本后来归于陈介祺，鲍康欲为补充完成，但未能实现，最后是由刘鹗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补刻而成。刘鹗刻本共二卷，收121器，其中商周青铜器43件，秦汉及唐36件，杂器42件。每器绘有器型、摹录铭文并作释文，但器的尺寸、重量均无记载。

晚景凄凉

刘喜海因嗜古而丢官，一直是一些所谓的“正人君子”用来说教的“典型”。其实这是下属对他的诬陷。道光二十八年（1848），刘喜海升任浙江布政使。当时候补浙江的梁恭辰曾购得龚自珍旧藏唐代铜造像，刘喜海看后大加赞赏，梁恭辰顺水推舟，以此献给刘喜海以邀好。再加上刘喜海到任之后，时任巡抚并未让他去清理库府，而是让他去天一阁清点藏书，新任巡抚吴文镕上任后，整顿吏治，清查库存及账目，而刘喜海也成了清查对象。梁恭辰趁机告发刘喜海，刘遂被列入弹劾名单。道光二十九年（1849）春，刘喜海被召至京城，不久即以四品顶戴赋闲，结束了他30余年宦游生涯。

刘喜海生命最后两年，在遭受政治经济双重打击下，心情郁闷，所幸此时与鲍康相邻，两人晨夕侍坐，畅谈金石，他的心情才有了好转。咸丰二年冬，鲍康去外地设馆讲学，刘喜海复又孤独起来，病情加重，终于在第二年春去世。临终前，刘喜海嘱子将珍藏即墨刀币贻鲍康，将宋刻本《详注东莱先生左氏博议》赠海源阁主人杨以增，使珍品善本各得其所。暮春，鲍康闻刘死讯后赶回京城，怆然作诗：“果从生死见交情，病榻犹闻说贱名。最是不堪回首处，紫藤花底拓泉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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