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未都：马与战争

秦汉骑兵

秦统一六国，首先依赖的是人。以秦始皇陵陪葬坑出土情况看，秦国平天下时多以步兵为主，秦王陵从上世纪70年代陆续出土的秦殉葬坑的兵马俑客观地证明了历史。

从已出土发掘的一、二、三号坑看，三坑共有战车140余乘，驾车陶马560余匹，骑兵鞍马116匹，各类武士俑7000余人。这一数字比例可以帮助我们认识秦国军队的构成。此时的骑兵数量并不多，与史籍记载秦兵百万、骑兵万余的比例关系吻合，唯独秦兵马俑中的骑兵俑表明骑兵已充分成为军队中的一个独立兵种，昭示着战争中马战车时代过去，骑兵时代到来。

秦兵马俑坑的骑兵虽不多，但已将骑兵装备——马及兵具体化，且细致入微。只是，此时的马鞍与中古时期相差较大。此时马鞍只能称为鞍垫，内无木框，仅为皮革毛毡等软质材料制作，目的是舒适，并不像后来出现的前后隆起、可限制骑兵前后滑动的高桥马鞍。此时骑马非常费力，容易疲劳，加之这一时期马镫亦未出现，骑兵上身力量无法释放，彼时的骑兵优势在于移动速度快而非搏杀。所以，秦汉骑兵往往是抵达目的地后，下马交战。

秦骑兵俑都以站立马前为姿，未见骑于马上，这可能与当时骑兵的主要状态相关，汉以后，骑马俑常见。秦骑兵俑比兵俑身上的铠甲明显紧凑，只保护胸部，腹部不设甲片，肩无披膊，骑马时灵活任意。这种窄袖短衣、长裤短靴就是所谓胡服。

汉马的一个象征是汗血宝马。西汉初始，高祖刘邦亲率兵32万北征匈奴，步兵为主，骑兵为辅。西汉初年，皇帝找4匹纯色马都不易，却被匈奴40万铁骑以东青、西白、南黄、北黑四色包围。四色马的匈奴大军令刘邦溃逃，颜面扫地。经文景之治的养息，到汉武帝重新北征匈奴之时，汉军已非昔比。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率兵出征，虽获全胜，但马匹折损高达十之九，班师时仅剩3万匹。为恢复战斗力，汉武帝不惜动武去西域大宛获取宝马。陕西茂陵出土的青铜鎏金马，就是汗血宝马的真实写照。

1965年，陕西咸阳杨家湾发现西汉墓葬，有学者认为这是大将周勃及子周亚夫家族墓地，出土骑兵俑583件，骑兵多骑于马上，步兵俑约2000件，排兵布阵场面威严。此时已不见战车，人俑个体只有秦俑三分之一。骑兵骣骑，无鞍无镫，与史相符。杨家湾墓葬出土的骑马俑虽不是最早骑马俑，但明显比秦俑中骑马俑实际，骗腿上马，威风凛凛，彻底展现了骑兵风采。

由秦到汉是骑兵发展的重要时期。驭马早期最实用的发明是衔与镳。“分道扬镳”说的就是操控，这项发明只限于控制马，并不控制骑者身体。激烈对抗中的人尚不能在马上完全释放力量，搏杀时甚至搏杀前落马很正常。鉴于此，迟至秦，战争还是人之间搏杀，骑兵虽已开始发达，但仍作为运兵快速反应部队，少有马上的对抗。秦兵马俑及铜马车等文物出土，细致入微的马具上均不见高鞍铁镫，极好地说明这个问题。

甲骑具装

汉朝解体之后中国陷入长期分裂，三国鏖战后归晋，五胡十六国的纷争，南北朝的对峙，让中国至少在六个甲子360年没能消停。经过秦汉战争的洗礼，军事装备中的马日趋强大，其中附属装备马具的改进，尤其是高桥马鞍和马镫在东汉末或西晋的出现，让战争的残酷升级。

2001年，陕西咸阳平陵乡北朝墓葬出土一组人马俑，其中的黄釉铠甲马，马嘴勒衔镳，背上设鞍，周身自颈向下覆盖防护鳞片，双侧附金属镫。鞍与镫作为军事装备已在西晋时期明确地装于马上。此时的鞍虽与唐时完备的马鞍还有差距(唐鞍前高后低，鞍桥凸拱，晋鞍前部尚不足高度)，但明显与仅铺软垫的秦鞍不在一个层次。镫的明确出现，则让骑兵完全释放了上身力量，身体可控，改变了骑兵只优于速度不优于搏杀的尴尬局面。高桥马鞍解决了骑兵前后移动过度的问题，金属马镫解决了身体左右摇摆失控的问题。人在马上前后左右可控是一个质的飞跃，这令马上战争不仅是威慑，更能够决定生死。

魏晋南北朝时，马上战争愈发残酷，马全身铠甲就是明证。《宋史·仪卫志六》：“甲骑具装，甲，人铠也;具装，马铠也。”“甲骑具装”是西晋南北朝骑兵的写照，这一时期出土了大量铠甲马与铠甲人，至少说明两个层次的问题：首先，马上作战使人马之间直接加入战斗，以前车战的规则，“左旋右掏”、“武礼右还”都不能在马战中遵守，马上搏杀按老规矩则是必死，所以只求结果——你死我活;其次，是防御意识增强，防护不再是可有可无的摆设，御敌若成功则是变相的胜利。这种防护意识在西晋至南北朝时期愈演愈烈，直至重甲弊端的显现。

防御毕竟不是战争目的，战胜对方才是，而南北朝的重甲马已严重限制了骑兵战斗力，阻碍了骑兵发展。1995年，辽宁北票喇嘛洞墓地出土一套甲骑具装，后经专家修复，存甲片计3156片，每片约16克，计50公斤以上，如再加上袝布、皮绳等，估计全套铠甲至少在60公斤以上。如此，马的负重由一个人变成两个人，损失战斗力可想而知。物极必反，甲骑具装在南北朝时期走到极限。

隋唐轻骑

重甲马在中国古代北方曾经风靡，尤其在十六国时期的辽西地区。这种重甲马具文化对高句丽王朝产生过深远影响，后又影响三国时期的朝鲜、古坟时代的日本。日本武士及马的装束很长时间还摆脱不了重甲，而中国的隋唐以务实的态度改重甲为轻甲，重振江山。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唐太宗葬昭陵，陵墓中最为醒目的，是伴随他征战的6匹骏马。它们每匹都有名字，唐太宗对每匹坐骑都写有赞语，可见他个人的情感。

六骏在唐太宗戎马生涯中功勋卓著，多有负伤，青骓身中5箭，什伐赤身中5箭，飒露紫身中1箭，拳毛騧身中9箭，这些都反映了唐太宗与马的关系。六骏中3匹来自蒙古草原，属蒙古马系，3匹属于中、西亚马系。有学者认为至少有四骏与东、西突厥马种有关，侧面说明唐初的国力。

汉朝之后中国长期分裂，隋唐的统一重新燃起大国情结。唐王朝由国都长安北扩蒙古，东北至朝鲜，南扩至越南，向西穿越中亚远至波斯，以军事力量降伏边境各国，统治如此辽阔的国土，没有强大的骑兵不可想象。

金戈铁马

辽、金、元及后来的满族同属游牧民族，只不过契丹、女真及满族不依赖放牧，而多依赖渔猎为生，同为骑马民族，各朝军事力量也与此紧密相关。契丹占领中原大部后，改国号大辽。辽军依靠游牧特长欺负不擅马战的宋军，于1004年在濮阳签下“澶渊之盟”，又与西夏结好，形成辽、宋、夏三足鼎立局面。

女真文化相对落后，因地处白山黑水且生活状态不定，练就了骑马绝技，“骑上下崖如飞，渡江河不用舟楫”，这样一支与马同生共死的部队，战之必胜。灭辽征宋的军事征伐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蒙古人是最纯粹的游牧民族，四海为家，天被地床，马是他们最亲密的伴侣。仰仗与马之间亲人般的关系，蒙古大军将中国版图扩至历史上之最大。元朝军队有极好的军事用马制度，一人多马，强行军时马歇人不歇，宿营时先安顿战马，给养中草比粮重要。蒙古大军由成吉思汗率领，自1206年起兵，半个多世纪的时间便建立了强大的帝国，其全盛期疆域几乎包括整个亚洲大陆。他们有极强马上功夫，扭身射箭，百发百中。弓马不废，气力不衰，是成吉思汗要求每个战士的。因为有良马，蒙古大军在战争中建设，呈现了旷世辉煌。

借先人女真之光，满族人韬光养晦四百年后东山再起。满族的发源地在中国偌大版图中显得非常不起眼，他们骑马穿梭山林之中，过着在汉族人看来野蛮的生活。努尔哈赤在盛京之地发明的崭新军事制度——旗制，造就了当时亚洲最骁勇善战的军队。清朝每个皇帝都试图保持这个光荣传统，康熙、雍正、乾隆三帝热衷于马上戎装，留下了不少图像。

从人类意识到利益之时，战争就产生了。人类豢养马的初衷，是希望马能为人使役。可没想到，马在人类可见的五千年文明史中基本上是战争机器，或曰装备。只不过，它是有生命甚至有情感的装备，与人一道参与着正义或非正义的战争，让人死或替人死。今天看来，幸亏这些都已成为历史，幸亏这些都已镌刻在历史长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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