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多少“艺术遗产”可以重来？

眼下，艺术品因为其看得见的经济价值，已经被各级政府、各种专业机构，乃至越来越多的收藏家、投资人所重视，可以说艺术品的集中度在增高，遗珠之憾的事例在减少。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围绕着艺术品产生的历史文献和实物原件，却没有引起包括政府在内的社会各界足够的和相应的重视。

任何艺术品都是历史之物，它的发生和演变，跟历史文化背景、体制机制、教育模式，甚至于艺术家个人的性格嗜好、情感经历等都是密切相关的。如果我们剥离了这些记录和承载艺术品来龙去脉的有形的物质载体，失去的就不仅是情景的对应性，还有艺术品的历史感。那么，我们又何以全面、客观、真实地了解这件艺术品的思想、意义和价值？艺术史表面上是艺术风格的演变史，而内在的却是艺术思想不断拓展、提升、深化的历史，一切与思想有关的形而上层面的东西，绝不是简单依靠作品本身就能获悉的，必须通过手稿、笔记、信札、草图、小稿、照片、图书、期刊、典章等充沛的历史文献，或者工具、器材、日常用品、收藏之物等生动的实物原件，与艺术品一起进行综合的分析考量，才有可能得以相对完整的反映和了解。

纵观西方真正高品质的学术性展览，它们的共同特点是，不仅为观众提供优秀的艺术作品，同时会呈现大量的文献资料和实物原件，后者无疑为读者深入理解艺术品和艺术家创作背景提供了丰富而有价值的线索。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国内很多的展览，其实尚停留在艺术展览的初级阶段，只是挂挂画画、摆摆作品而已。随着市民参观展览经验的累积和日渐丰富，势必会对展览的品质和深度提出更高的诉求，到时，我们如何来应对？拿什么去满足？

另一方面，这些历史文献和实物原件其实与艺术品一样，都属于一座城市极其宝贵的“艺术遗产”和文化财富，它们对于城市精神的培育、城市凝聚力的提高、城市认可度的增强等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笔者通过亲身参与筹备几次艺术大师的文献展，深切地感受到文献的价值与作用，但也痛苦地意识到，我们现有的文献资料与原有的历史著录之间，存在着多么大的差距与鸿沟。

眼下，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艺术遗产”已经处于越来越脆弱的边缘，它们的物理寿命有限，如果政府不采取一些积极而有力的措施，进行抢救性的征集、挖掘和保护，那么我们这座城市将有可能永远失去这其中的大部分。

以雕塑家张充仁为例。张充仁先生早年留学欧洲，又曾为蒋介石做过雕像，所以“文革”时首当其冲。当年红卫兵抄张充仁的家，在上海滩曾轰动一时，不光抄出黄金300两，还抄出一尊蒋介石的塑像小稿。据说同时带走的还有9卡车的东西，其中3卡车红木家具，3卡车雕塑作品，3卡车绘画和书籍。那么这些东西今天到哪里去了呢？不可能所有实物和文献都被毁坏了，总有一些经过重重波折，曲径通幽地散落于民间，甚至流落于海外。

当年，与住在合肥路的张充仁有着类似抄家经历的艺术家，至少还有住在延安中路茂名路的吴大羽、住在雁荡路南昌路的林风眠、住在复兴路重庆路的刘海粟、住在淮海中路新康花园的颜文樑、住在永嘉路的关良、住在新闸路的周碧初、住在太原路的俞云阶、住在思南路的孟光……这些艺术家不仅为上海，乃至中国，抒写了近现代美术史的光辉篇章，更重要的是他们为我们这座城市增添了无上的荣耀，他们留下的“艺术遗产”理应成为我们这座城市珍贵的文化财富和精神财富，并为广大市民所共享。

然而，要真正开展对“艺术遗产”征集、保护、了解、研究、共享等活动，前提是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基础性工作。

首先，在意识层面提高认识，不能只关注艺术品，而忽视文献资料的价值，应该两者并重，不能偏废。根据目前现状，文献资料的抢救挖掘和广泛征集工作更显得迫在眉睫，应该投入更大的精力和经费的支持，并扩大宣传，提高全民的保护和捐助意识。

其次，要建立相应的机制和平台，相关机构要协同作战，力求资源共享。只有建立起相对稳定和长效的机制，老百姓手中的文献资料才有出路，同时他们才有意识，并通过合法性的渠道源源不断地征集上来。那些流失在海外的文献资料，也应当采取相应的机制和办法，逐渐实现回流。

再有，建议建立公共文化资源库，实现一个城市艺术资源的集中和聚合。由于种种历史和现实的原因，目前上海的“艺术遗产”分属于各个不同的机构和学校，眼下将它汇总既不现实，也没必要。但这些“艺术遗产”理应成为我们这座城市共同的文化资源，应该让全体市民共同享用。因此，需要有关政府部门牵头，将分散在各个不同机构和学校的文献资源纳入一个统一的数据库。当然，这个数据库建立之后，还涉及分级管理。需要针对性地制定相应的管理办法，按照需求的不同，分作几个层级，以满足普通市民和专业研究人员对这份“艺术遗产”的不同需求。

世上有些资源可以再生，而有些资源一旦散失，就无法重来，“艺术遗产”显然属于后者。

（责任编辑：胡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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