栗宪庭：把艺术当作财富看待不正常

　　1977年3月，“法国19世纪农村风景画作品展览”在北京举办，在这之前，中国近20年没有办过大型的西方绘画作品展览，所以这次展览的受欢迎程度可想而知。栗宪庭回忆：“每天都有来自各地的人排队去看，大家看得最多的是19世纪法国画家巴斯蒂安·勒帕热的《垛草》，画面上是一个农妇给丈夫送饭，丈夫吃完饭后在树荫下酣睡，农妇也就坐着歇一会儿。”

　　这个展览结束后，栗宪庭开始反省，“五四运动之后，一直说我们接受的是西方写实主义艺术，但实际上呢，我们并没有真正把写实主义拿来。”

　　1979年9月，中国美术馆出现了奇怪的一幕，馆内正在展出“建国三十周年全国美展”，都是些主题性创作。馆外的铁栅栏上，却挂满了奇怪的油画、水墨画、木刻。这些风格大胆的作品吸引了不少路过或打算进馆看展览的观众，这就是后来对美术界影响巨大的“星星美展”第一次展出。“‘星星美展’的参与者都是在上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出生的，他们的画反叛，而且有社会批评的倾向。我当时做了一篇‘星星美展’的访谈，但是直到第二年才发表。”

　　1981年1月号的《美术》封面，原本是画家叶永青的画，但当栗宪庭看到罗中立的作品《父亲》时，深受触动。罗中立当时还是四川美术学院的学生，栗宪庭断言他将会成为一代大师，并坚持把《父亲》放到封面。很多老编辑不同意，栗宪庭说：“我文责自负。”让他欣慰的是，《父亲》后来得到中国青年美展很多评委的认同，被评为一等奖。

　　上世纪80年代初期，栗宪庭写了《重要的不是艺术》、《现实主义不是唯一正确的途径》等一系列很“猛”的评论，以至于在美协会上被点名批评。1985年他到《中国美术报》担任编辑后，与许多艺术家一起推动美术界的革新。他们的努力，后人称之为“八五新潮”。

　　没过成清闲日子

　　“中国前卫艺术的教父”——美国作家安德鲁·所罗门为栗宪庭所起的名号概括了他在当代美术界的地位。

　　1989年年底，《中国美术报》停刊，栗宪庭成了闲人，他利用这段时间撰写了大量推介文章，推介艺术家。1991年，他在香港一家媒体上发表了《当前中国艺术中的无聊感——玩世写实主义潮流析》一文，给中国当代艺术家赋予了一种连西方美术界都觉得新鲜的“主义”。

　　随后，栗宪庭开始以独立策展人的身份，在国内外策划一系列介绍中国艺术的大型展览。张晓刚、王广义、方力钧、岳敏君这些名字能被西方藏家所知，栗宪庭功不可没。他自己也成了艺术圈里举足轻重的人物，有一次去看展览，就因为他在某幅画前停留的时间略微长了一些，那幅画立刻便被买走。

　　栗宪庭在北京的家，可以说是艺术家的汇聚地。去过他家的安德鲁·所罗门曾这样记述：“那些忠心耿耿而又兴高采烈的青年艺术家们日复一日地不断被吸引到栗的家中，渴望听到他的忠告，希望获得他的肯定，或是能聆听他对当代艺术的最新看法。”

　　新世纪的头几年，中国当代艺术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码开始飙升。张晓刚得知自己的《血缘大家庭》被爆炒到2000万时，发短信给栗宪庭：“老栗，我感到虚幻，这个市场疯掉了。”栗宪庭回信：“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际云卷云舒。”此时，栗宪庭已萌生了退隐的念头，举家搬到了北京的艺术家聚集地宋庄，修建了自己的小院，种植了花草，还特意在窗前种上一棵石榴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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