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皇帝为什么极力推扬董其昌的书法？

原标题：康熙皇帝为什么极力推扬他的书法？——策展人说“香光馨远——董其昌书风展”

文物展览只有作用于当下，引起大家的思考、讨论乃至争论，才能凸现出它的意义，这是策展人所着力追求的，因此策展人的问题意识显得至关重要。我所策展的“香光馨远——董其昌书风展”是将问题意识带入策展过程的一次尝试。

在策展过程中，我时时思考这样几个问题：董其昌博观精鉴、遍学古今，独具史家眼光，他如何对自己的书法进行历史定位？他为什么要把赵孟頫和吴门书家作为超越的目标？明中晚期书法门户之争的社会文化根源是什么？董其昌师友和他的追随者在门户观念上的异同点是什么？王铎书风在清初迅速消歇，而董其昌书风的影响则愈演愈烈，其间缘由在哪里？董其昌书风为什么能在康熙时期占据主流地位？董其昌书风在清中期以后能对书写文化产生持续、深远的影响，有怎样深层的文化根源？回眸董其昌书风的绵延承递对当下书写文化会带来哪些启迪？以上这些问题要与大家一起讨论思考，期待将其引向纵深。

以董其昌书法为切入点，将其书风放置到大的文化背景下考量，让作品讲述历史，以一个个案来探讨传统书法文化传承以及它对当下的鉴镜意义，这是本次展览策展的初衷，由此我将展览分为“董其昌要超越的目标”“董其昌的师友”和“董其昌的追随者”三个主题。

董其昌是帖学流派大师，他纵览古今，博观精鉴，极具史家眼光和名家体系意识。他素有较量古人之心，时时将自己的书法放置到古来名家体系中定位。展览梳理了董其昌之前的名家体系，以文献为依托，以多媒体的方式展现了明中期以前的名家书法传承脉络，作为展览的引子。

张文熙父子诰命卷（局部） 董其昌（明）

董其昌时时较量、力图超越的目标首先是元代的赵孟頫，超越赵孟頫是他进入书法“名人堂”的必然选择。董其昌认为他找准了赵孟頫书法的症结所在，一生与其较量。展览展出的赵孟頫《雪赋》行书卷，书于元大德二年（1298年）冬至。这一年春，赵孟頫奉诏入大都书金字藏经，举荐二十多位善书者随其入京抄经，并皆得赐官。这一江南文士借径文艺致身的事件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反响，赵孟頫也因此成为南北方及朝野公认的书坛领袖。 《雪赋》是这一时期赵孟頫书法的代表作，从中可以看出赵孟頫书风对董其昌的影响。

以祝允明、文徵明为代表的吴门书家，是赵孟頫书法的追随者。吴门书法名掩一代，在明中期以后门户林立的文化背景下，他们自然成为董其昌所领衔的松江派书家的超越目标。

“董其昌的师友”集中在云间书派。云间书派最初只是将华亭籍书家组合在一起的、松散的群体称谓，真正成为一个可与吴门抗衡的流派是在董其昌推出陆深以及莫如忠、莫是龙父子以后。莫如忠是董其昌的老师，是云间派的先导，而云间书派真正的核心人物则是董其昌本人。陈继儒与董其昌毕生为友，志趣相同，也是云间书派的重要一员。展览中有三件董其昌八十岁前后书写的册页，另有董其昌“不见旻公”大字行草诗轴，都是难得一见的精品力作，值得关注。

董其昌所营构的云间书派在其身前已经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但这一影响尚未充分铺陈开来，明王朝便已走向覆灭。社会的动荡、政权的更替，深深影响到士人的文化心理和创作意识。董其昌书风能在明清交替之际得以延续，并在康熙时期成为书法文化的“主流地位” ，笼罩书坛，流播久远，是董其昌众多追随者合力推动所产生的结果。

董其昌去世后，宗法他的书家不再以籍贯为限，因称董氏为“董华亭” ，故此后的华亭派实际上是董派的化身。由于舍去籍贯的尺标而均以董氏书风为追踪目标，所以此派的流派特征反而明确起来。这一派帖学理论具有明显的地域观念，在他们看来，只有流行于江南一带的萧疏秀逸书风才是正宗古法和至高境界，不入此派者皆属于野道。其实，这是云间书派作为一个地域流派所具有的强烈排他性的表现，这种排他性并没有因为时代的更替而消减，相反被完整地承继下来，在清初书坛呈愈演愈烈之势。这一时期的展品，以王思任、朱耷等人为代表。进入到清代，书法的流派之争大约就集中在以王铎为代表的北派书风和董其昌所引领的南派书风之间了。展厅以多媒体方式，对董其昌与王铎二人的经历与书风进行比较，探讨了二人书法在清初地位升沉的深层原因。而展出的两件王铎书行草立轴也值得大家关注。

董其昌书学地位的真正确立是由于康熙皇帝的极力推扬，并以科举的方式在全国读书人中推行。董其昌书风不仅代表了国家标准，更成为国家高度，无可争议地占据了清初书法文化的主流地位。康熙时期以书法倚傍董其昌者，不仅科举考试时被录取的机会较大，在仕途上也比他人更顺畅。以善董书致仕并备受恩宠者并不乏见，善董书者更是比比皆是。这一时期的展品中，有帝师沈荃的书作，有以科举致仕的孙岳颁、王鸿绪、查昇等人的书作，有陈弈禧、陈邦彦等名门大族中人的书作，也有高士奇等宠臣的书作，比较全面地展示了董其昌书风在这一时期的影响。

“不见旻公”大字行草诗轴董其昌（明）

至乾隆朝，乾隆皇帝以张照为师学习书法，由尊尚董其昌转而为赵孟頫。赵孟頫、董其昌书风的彼此起伏消歇，是传统书法主流框架内的承续和展扬。在清中期书法文化当中，赵孟頫、董其昌书风并未呈现出彼此对立和相互取代的情境，而是融合互补，共同促进了清中期帖学的繁荣。有影响的书家和论书者也多持尊董之论，反映了清中期帖学理论的共同价值取向。这一时期的展品，有帝师张照的书作，有以刘墉、王文治、梁同书、梁巘等人为代表的名家书作，有于敏中、郭尚先等普通馆阁书家的书作，也有刘统勋、林则徐等名臣的作品。董其昌书风对清中期以后书写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官私收藏董书、集刻董书、作伪董书之风绵延承继。

董其昌书风之所以绵延不绝，大约是把握住中国传统书法的主脉，并以中庸平和、清雅中正之风，适应了科举与实用书写的要求。回眸董其昌书风流变，对我们把握书法主脉、厘清思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系山东博物馆副研究员、“香光馨远——董其昌书风展”策展人）